专家视点 | 海洋强国的实现需要有21世纪的海洋战略意识

作者：朱锋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 这是中国在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举措之一。纵观16世纪以来的世界文明发展史, 成功的崛起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强国和海权大国。从17世纪英国崛起到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美国崛起, 海洋强国始终是过去400年人类历史进程中引领科技、产业、教育和体制发展最为重要的力量。同时, 科技、产业、教育和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也为海洋强国的持续崛起奠定了基础。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海洋史学者戴维﹒阿布拉菲亚 (David Abulafia) 在其名著《伟大的海洋:地中海的人类史》一书中指出, “人类对征服海洋的欲望不仅需要勇气和冒险, 更需要知识、思想、创新和巨大的组织能力”。在研究和探讨了地中海文明史之后, 阿布拉菲亚教授精辟地得出结论, 地中海时代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渴望征服海洋而获得财富的欲望, “为开启大西洋时代———人类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海洋知识和探求的时代创造了必要条件”。

过去400年人类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 真正成功的崛起大国必须是全球大国, 也就是能够具有在全球市场和财富竞争中具有影响力、甚至支配力的大国, 是知识、产品和技术能够引领世界、并畅销世界的大国。而全球大国的出现, 无一不是具备海洋强国战略的大国, 是能够充分利用、开发、征服和在关键的海洋战略通道上具有控制力的大国。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说到底, 不只是单纯地利用海洋、开发海洋, 更重要地是, 我们能够将中国的市场、企业、技术和中国存在通过海洋扩大为更加广阔的“海外”;不是简单地将商品、劳务和工程输出到海外, 而是将中国市场开发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感召力推向海外, 这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单纯的远洋渔业和远洋航运来说, 中国已经是海洋大国。但真正的海洋强国, 是在海洋科研、海洋经济和海洋开发中能够将中国稳定的利益扩展到海外。为此, 中国在21世纪思考、制定和追求海洋强国战略, 无法脱离历史的规律, 也无法回避历史的轨迹。然而, 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在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的同时, 必须客观、全面和准确地面对21世纪世界地缘战略的基本构造和特征, 从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和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选择中, 去寻找切实可行的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纵观国际海洋强国兴衰的历史, 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首先, 追求和具备21世纪的海洋强国战略需要培养和具备21世纪的海洋意识。从历史到现实, 海洋型国家和大陆型国家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国家类型。大陆型国家常常受到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土地资源的影响, 习惯于传统土地资源为第一要素的农耕文明, 土地资源的管理与保障规律性较强, 容易“看天吃饭”、依恋乡土和建立起森严的等级权力制度。海洋型国家常常需要面对未知世界, 对科学的探究是永远存在不确定性的海洋逼迫出来的人类求生需求。与此同时, 海洋型的国家常常也是商品交易习惯发达的国家, 在和海洋的斗争中, 组织行动和平等意识比较突出。从16世纪末开始, 当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开启近代海洋文明时代的时候, 中国为代表的农耕文明进入顶峰时代, 却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实行海禁政策。近代以来中国落后, 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固守农耕文明、错失海洋文明时代新发展的结果。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海洋大国, 而一直就是一个大陆型国家。中国今天追求海洋强国, 如何在行为、观念、意识和文化等诸多方面, 学习和为自身注入海洋意识, 让长期农耕文明和大陆国家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成功地转向海洋文明与海洋大国所需要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 这对我们实现海洋强国目标依然是一大挑战。

尤其是传统的大陆国家常常习惯于本土的管理经验和“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行为。但其大陆型国家在走向海外的时候, 面对的不仅是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不同的国家, 同样也是在文化习俗、宗教和社会结构上差异巨大的其他国家。中国如何从观念、意识和行为上跳出自己的“本土经验”, 真正在了解和熟悉海外文化、行为和结构的不同政治与经济系统中找到“融入”和“扎根”的方式, 让中国的影响力能够为海外国家的民众所感知和接受, 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在中国可以管用的招数和做法在国外就能管用。成功的海外强国战略, 需要的是中国全面、深入和准确地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对21世纪中国成为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 培养和掌握21世纪海洋强国建设所需要的规则、机制和各种制度。海洋强国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需要我们全面提高规则、机制和制度建设的自觉性和迫切性。在一个中国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越多、走向海外越深、越广的时代, 从国家到社会、从企业到个人, 我们都必须具有越来越自觉和熟练的适应和运用规则、机制和制度的能力。目前, 由中兴案引发的海外竞争中合规经营的重要性就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此外,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扩大和延伸所需要的中国公民和财产的海外保护问题, 已经变得日益紧迫。海外利益保护, 不仅需要中国公民和企业海外经营的守法意识、合规行动, 更需要尊重当地的体制和制度, 融入当地社会;与此同时, 海外利益保护所需要拓展的国际警务合作、以及必要时的应急响应、甚至海外军事力量的投送, 都需要国际法规则、机制和体制的适应和掌握, 需要中国更加主动、全面和深刻地介入、融入各种国际规则、机制和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海洋强国战略, 说到底, 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和影响力不断壮大和发展的战略。当前, 中国已经开始建立海外商业仲裁机构。中国商业利益的国际仲裁, 需要成为中国企业和实体走向世界的重要法律准备, 而这样的法律准备不仅需要大量的涉外法律人才, 更需要我们国内的规则、体制和制度建设能够为中国海外的商业和其他行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从外到内、从内到外, 就单纯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发展来说, 中国需要不断地扩大对各种国际规则、机制和制度的适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一种中国所需要的体制机制建设的革命。

第三、摸索和确立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发展所必然要求的海洋安全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不是简单的海洋经济、海洋资源和海洋科研战略, 也不是单纯的海外商业扩展战略, 更需要中国在外交、政治和军事上制定和执行强大的海洋安全战略。外交、政治和军事力量上的海洋强国建设, 是21世纪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6世纪到20世纪二战结束, 世界海洋强国必然是海军强国, 海上军事力量是衡量海权大国最为重要的标志。为此, 马汉的《海权论》被奉为经典, 就是因为海洋商业大国的全球商品输出和海外商品的进口能够畅通无阻, 必然需要强大的海军实力保障。国际商业竞争一旦受到军事威胁, 国家能够迅速做出军事反应;海军不仅是海外商业利益最可靠的保卫者, 同样也是国家安全在全球商业时代最为有力的捍卫者。21世纪的今天, 世界秩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使得重商主义的国家行为在和平时代已经轻易不会受到他国的军事胁迫和威胁。然而, 今天的世界依然存在着挥之不去的大国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海外商业利益拓展和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必然被许多国家首先视为是地缘战略的行动。海洋资产、海洋战略水道和海外利益扩大, 都难以避免地被视为是“动了他人桌上奶酪”的地缘政治行为。面对这样的现实, 中国21世纪的海上强国战略必须具有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要素。

然而, 21世纪的海洋强国战略究竟需要什么规模的海上军事力量?海上军事力量建设需要遵循什么样的战略行动原则?海上军事力量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在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海上军事力量方面占据突出优势的现实面前, 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如何既能有效地适应21世纪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需要, 同时又能有效避免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深化, 避免陷入海军军备竞赛?这些问题都前所未有地摆到了中国的面前。进一步来说, 中国21世纪的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能够继续保证、而不是削弱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势头?21世纪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能够进一步稳定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这些问题, 都需要我们科学、深入地思考和探讨。

文章来源：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8年04期，转载请注明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辑。

作者：朱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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